R
1920年，世界建筑大师勒.科布西耶曾对未来的理想城市做此描述：“坐落于绿色之中的城市，有秩序疏松的楼座辅以大量的高速道，建在公园之中。”荷尔德林说：“如果人群使你却步，不妨请教大自然”。《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叛逆少年霍尔顿每一次无法面对现实，总是前往中央公园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公园。安徒生曾经用一句话经典地概括了他平生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德国的小城魏玛的特点：“魏玛不是一座有公园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园。”同样，公园城市就是这样的模式。无论是公园中的城市，还是城市中的公园，对城市人来说，高楼大厦构成了生活的棋盘，而公园就是棋盘中的“眼”，给人们喘息的“气”。
2018年2月，习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期间，期许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要求成都“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同年2月，习总书记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提出：“一个城市的预期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至此，“公园城市”这一崭新城市理念，成为中国新型城市化的又一新词。
目前，公园城市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但普遍认为公园城市是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以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构筑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形成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
公园城市内涵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突出以生态文明引领的发展观；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突出构筑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 突出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
总之，公园城市=公+园+城+市，是公共、生态、生活、生态的叠加，概括为“一公三生”，“公”对应为公共交往功能，秉承奉“公”服务人民；“园”对应整个生态系统。联“园”涵养生态；“城”对应人居与生活、塑“城”美化生活；而“市”则对应产业经济活动，兴“市”绿色低碳高质量生产，是一个各类功能相互协调、复合性高的系统，包含“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城市文明观、“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的城市发展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民生观、“历史文化是城市灵魂”的城市人文观、“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城市生活观。公园城市是生态文明的城市版，城市发展的绿色版，美好生活的现实版，田园城市的未来版。
公园城市产生的背景。
一是国际的背景，西方工业化文明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环境巨大破坏，全球范围内各国采用自然与生态的方法来解决人类所面对的问题的趋势。在气候变化和城市概念改革的时代，公园不仅仅会帮助居民与自然重塑联系，现在也是用作参与和环保的工具，修复城市。
二是国内背景，是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精神的追求，对健康的需求，对创新的需求。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一个美好的生态环境中实现自己的健康和发展的需求。
三是历史背景，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大城市病”影响着市民的美好生活，当代人用光了历代人的积累，没有给子孙后代留空间。进入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天然内涵，要求城市努力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四是休闲时代的要求。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结构出现两个明显的重大转向，一个是休闲化，一个是学习化。休闲生活空间出现表明人类生活空间摆脱了生存压力和环境桎梏，进入自由发展、自我实现的高级发展阶段。休憩为人类提供更加理想、更多样和更富有个性的生活空间。
“公园城市”共识：是基于绿色发展理念而创新的一个概念，是高质量背景下的城市建设新模式探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理念，是适应新时代中国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发展形势及需求提出的城市发展新目标和新阶段，体现了我国推进城市化发展模式和路径转变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公园城市体现了社会进步、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强盛，说明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文化传承和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反应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系统的认识了公园城市的价值。
著名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认为，到2015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休闲将在人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某些发达国家已进入了休闲社会，甚至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城市已看到了休闲社会曙光。游憩空间是人们从事游憩活动的场所，对充实人的闲暇生活具有普遍意义，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正如米切尔·J·沃尔夫在《娱乐经济》一书中所言：“文化、娱乐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亚太地区最有可能成为自20世纪的欧洲和北美之后旅游休憩休闲的最大市场。
自古以来闲暇就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赋予闲暇以很高的地位，认为“leisure，happing，wisdom”是人一生中要追求的三个目标。《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反复强调，在推进城市建设中，应留出足够公共空间作为公园和运动场。公园是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叔本华说过“闲暇是人生的精华”，休憩则成为体现人生精华的重要活动。休闲在城市建设中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成任何其他目的的途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游憩空间规划设计与模式的多样性，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西方近现代城市主要游憩空间有街道、广场、公共绿地、游憩墓地、城市公园、城市开放空间（社区和邻里公园）、城市周边游憩中心和游憩地、附属于建筑的游憩空间、绿道等等。从游憩空间历程看，游憩空间类型不断增多，从点、面、线到网络状，其发展演变过程也使城市及区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城市游憩空间是处于城市或者城市近郊的，游憩者可进入的，具有休息、交往、锻炼、娱乐、购物、观光、旅游等游憩功能的开放空间、建筑物及设施。具有游憩功能的开放空间包括绿化空间、城市步行空间、户外运动场所、旅游景区(点)及设施4类；从游憩空间供给看，有供散步休息的道路、园林绿地等；有供观赏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景观等；有体育场馆、健身房等；有歌舞厅、活动中心等；有百货商场、超市、美食城等；有供文化精神的图书馆、影剧院等。包括园林绿地、道路、百货商场和超市、观光景点、公共藏书、影剧院、其它游憩设施、可能的游憩空间等公园类的休憩空间。
在休闲时代背景下,城市公园作为城市的“绿洲”，能满足城市公众的休憩需求，是城市居民休闲的最佳去处，其空间品质也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休闲质量。许多知名的大型综合公园以其独特的品位率先成为城市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城市中的小型休憩绿地则承载着人们在城市日常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若能合理利用、正确处理，则可以成为城市中人们日常生活最便捷，最贴切的休憩空间。
目前，我国城市游憩的首要问题是游憩环境质量不高，其次是目前国内大、中城市游憩场所存在游憩设施数量不足，小城市游憩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国内城市公园和公共绿地面积相当有限，城市游憩空间供给不均衡，低等级游憩空间供给不足，小而易达的游憩场所数量距实际需求有很大差距；居民很难到达游憩点。公园城市就要求进行绿地公园游憩规划，建设一个和城市经济、文化水平相适应的，能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游憩需要的良好游憩环境。
“公园城市”理念着眼于“城”、核心在“公”。本文站在历史角度，分析“公园”和“城市”发展演变历史脉络，以及二者关系的发展演变规律。
在漫长历史中，我国最早的园林形式是“囿”，古代传统园林以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为主体，多为统治者和富人等特权阶层服务，偶尔也向群众开放。历史上的南京玄武湖曾实际是皇家园林中的“蓬莱仙境”，游乐观赏之胜地，集中体现了六朝繁华生活。汉代以后三月上巳节去郊外水边修褉及九月重阳登高的风俗盛行，市民出城踏青、春游、秋游的也渐多。
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城郊风景点，利用城市近郊自然山水适当进行开发、治理而成的境域，对社会各阶层免费开放。从南北朝到唐代，城市居民娱乐场所多依靠佛教寺院及郊外风景区。随着经济、社会变迁，唐宋时期游憩空间趋于成熟，各类园林都有所发展。公共园林缘起于唐宋，唐代长安城郊的曲江池大型公共园林也供居民游赏，但规模和影响有限，主要包括基于开放性的山水池沼而成的公共游览地、寺观园林和与宗祠相结合的乡村园林；宋代，东京郊外的名胜和一些私家园林都是春游、秋游的胜地。北宋欧阳修在滁州城琅琊山中建 “醉翁亭”，形成了具有郊游性质的山林自然景区。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形成城市园林“西湖十景”，也为杭州居民提供了的城市游憩空间。中国明清，游憩空间绝大多数是为特权阶级服务，只有宗教园林在一定程度上为公众开放。广州越秀山、白云山在明代之前就已经成为城郊游憩空间。
西方同样也是遵循“园林—公园”的发展演化脉络，希腊古典文化的本质是城邦文化，亚里士多德说：“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居住，他们之所以留居在城市，是因为城市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还说“幸福的基础有赖于休闲，我们忙忙碌碌，目的就是为了有暇休闲”。城市的公共空间承担游憩的功能，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有许多有益的乡村消遣方式和健身活动，使之成为城市日常游憩生活的一部分。古代西方园林为早期游憩场所主要包括剧场、俱乐部、画廊、旅店、商场、体育场等。在古希腊、古罗马城市中，公众的户外游憩活动还常常利用集市、墓园、军事营地等城市空间。
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具有浓郁的乡村性质，城镇中心都保持着花园和菜园，市民习惯户外活动，游憩活动丰富。因此，后人称中世纪西欧城市规划为有机规划。早在1484年，意大利建筑师阿尔伯蒂就认为城镇不应只单纯为了人的安全需要，还要建造花园等公共空间满足娱乐和休闲的需要。从游憩角度非常重视人的精神需求，城市建设逐渐适应人的需要，具有宜人性。14世纪英国政府制定的城市规划法明确规定城镇必须有适于射箭的场地，同时，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不少皇家园林开始定期向公众开放，如伦敦皇家花园(Royal Park)、巴黎的蒙古花园(Parc Monceau) 的游憩等都采取了标新立异形式。
17世纪以前，皇家和贵族阶层的庄园是园林的主要构成，16-17世纪西欧城市中心一般是统治者的享乐花园，巴黎、柏林和伦敦皇家公园及少数显要人物的花园、寺院和大学一直是城市中心土地利用的主要形态。此外，像亨利八世的小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弗雷德里克的大波茨坦宫、阿姆斯特丹商人的乡野别墅等休闲设施已出现在城市郊区，试图把城市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乡村游憩机会联系起来。从17世纪开始，英国把贵族的私园开放为公园。18世纪以后，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1810 年，伦敦皇家花园摄政公园(Regent Park)部分正式向公众开放。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下，封建主大型花园如海德花园、里琴公园和圣詹姆士公园等经过整理改造后，逐渐成为城市公众游憩、社交场所。
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引起了西方城市结构的深刻变化。伴随民主思想发展、社会制度变迁和城市发展理念演变，西方园林逐步由为特权阶层服务为主转向大众服务为主。社会问题和城市问题成为西方城市公园产生的根本因素。随着城市发展，不断有新型游憩空间出现，如居住区广场、公共绿地、林荫大道、游憩墓地等。早在18世纪前，丹麦律师威勒布兰德（J.P.Willebrand）就意识到城市公园的积极意义：对所有人开放，提高公共健康和促进休闲活动发生。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工商业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崛起，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的城市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改善环境的城市公园应运而生。19世纪下半叶，欧洲、北美随之掀起了城市公园建设的第一次高潮，即“公园运动”(Park Movement)。城市居民在公园里放松自己，并与大自然交流，公园快速和有效地满足了人们对令人惬意的、健康的和美观的空间需要。1843 年，英国利物浦市建造伯肯海德公园(Birkinhead Park)，目标是给予市民“更多健康和幸福”，这成为世界造园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公众免费使用的城市公园。到19世纪末，英国多数城市建立了对市民自由开放的市政公园。而同期，英国议会从1859-1906年制定了4个法案鼓励地方政府建设公园，莱斯特(Leicester)市从1882年到该世纪末建了6个公园。
公园化战略最早起源于美国。19世纪诞生了两个重大运动—城市美化运动和景观行业出现。1851年，美国景观设计之父奥姆斯特德( F. L . Oimsted)开始建造中央公园。1870年，奥姆斯特德撰写《公园与城市扩建》一书，提出城市要有足够呼吸空间，要不断更新和为全体居民服务。代表作品如纽约中央公园、布鲁克林展望公园、波士顿和布法罗公园系统、芝加哥“滨河村”社区等。1880年美国统计显示，当时美国210个城市，九成以上已建有城市公园。
期间，英国著名园林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强调“景观湖、乡村和观赏的桥、假山、坡丘和蛇形步行道”理念，影响了未来几代城市公园的设计。与城市公园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体育运动的兴起，英国城市公园的早期倡导者认为“公园会促进人们加强体育锻炼，帮助他们远离疾病，发泄日渐积累的压力”。在19世纪晚期，城市公园成为体育运动最重要的公共空间，1880年曼彻斯特的肖斯坦福特公园已有大量的体育运动设施；19世纪90年代，伦敦巴特西公园也已配备了板球场、足球场、草地网球场、保龄球场和体育馆。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和生活，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日常休闲的地方。公园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景，而且隐含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1853～1870年间，法国巴黎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改建重视绿化建设，全市各区都修筑了大面积公园。还建设了两种新的绿地，一是赛纳河沿岸的滨河绿地，二是花园式林荫大道。赛纳河沿岸、爱丽舍田园大道在美化市容、装点城市的同时，也成为新型的城市游憩空间，成为城市中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最主要场所。受此影响，欧洲许多城市的皇家园林都向公众开放，并出现了很多植物园、动物园。
从19世纪末开始，欧美逐渐将生态保护的概念引入城市园林设计。奥姆斯特德的观点被转化为由CIAM和美国区域规划学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进步思想所推动的、在公共领域更加世俗化和社区化的观点。此后，其思想对美国及欧洲近现代城市公共绿地的规划、建设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城市游憩地系统规划的一项主要原则。
19世纪末，快速的城市化后，“城市病”逐渐暴露，以在贫民窟中提供小的运动场为开端的“操场运动”(The Playground Movement)，开始强调公园的易达性。公园成为有助于公众休闲、健康，引导公民意识和增加其自然常识的环境。城市需提供的适当场所以满足市民对不同户外游憩空间的迫切需要，而充分利用已有的公园。
进入20世纪，美国城市的公园和开放空间开始与游憩、生理与心理的健康、与自然界的交流等相关联，并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战后，以谢菲尔德（Peter Shelpheard）和海科特（Bdan Hackett）为首的一些英国的景园建筑师开始提倡通过生态因子分析使设计有助于环境保护。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方面，公园更关注公园的社会实用功能，包括提供游憩空间和组织游憩活动。
系统的开放空间规划由美国的“公园道路”概念发展而来，即通过持续的绿色走廊把分离的绿色开放空间联系起来，此外英国的绿带概念也很有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著名的雷得朋（Radburn）规划和佩里（Clarence Perry）的邻里单位中。进入21世纪，当代欧美公园系统现如今包括了绿道、滨水公园和沿废弃铁轨而设的游步道；规模较小的城市公园也在不断涌现，屋顶绿化也日益常见。在一些城市，废弃或闲置的地块转变为袖珍公园(Vest-pocket Parks)和邻里球场。公园的规模大小各异，绿道系统的长度可以从十几公里到上百公里不等。
美国公园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过去10年，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在其闹市中心区修建了名为“觅翠”（DiscoveryGreen）公园，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Chattanooga）市修建了滨水公园；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Raleigh）市建造的中央公园正在扩展其近130km长的绿道系统；休斯顿解放公园的景观和游乐场也可用作露天舞台；华盛顿宪法公园园位于二战纪念碑和越南退伍士兵纪念碑之间的国家广场上，是首都一个安静的聚集空间；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苹果公司园区意在复制库比蒂诺遗失的农业历史，对员工开放；底特律DTE市区公园沿着滨河区建设了一系列新景观和公共公园项目；洛杉矶稻田公园特色是高架人行桥、草地和湿地区；芝加哥Riverwalk滨河走廊，2.4千米（1.5英里）的滨河复兴项目将芝加哥河岸改造成一个市民聚集空间、公园和交通廊道。
过去10年里，城市公园的改造越来越流行：复制纽约市将一条废弃的高架铁轨改建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高线公园模式，正进行的低线公园，将被遗弃的地下车站被改造成高科技公共空间；迈阿密即将到来的Underline公园包括大量被改造的高速公路地下通道；纽约市Swale漂浮园地将464平米的游船改造成一个太阳能供电的永久培养站、宿根植物园和人工果园；而Plus Pool是纽约市河流上的另一个漂浮公共空间；纽约市总督岛上的The Hills公园是2016年的项目，包括一系列人工小山，提供滑道、自然道路和观赏城市全景的观景台。总之，21世纪新一代混合式公园，模糊自然和人工世界之间的界限。
综上，城市公园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在功能上实现了公众社交、聚会、休闲、娱乐、运动与教育活动相结合的理想，而且在内涵上体现了社会平等和尊严。成为一种理想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城市公园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也是城市公共空间演变和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结果。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大大小小的公园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每一个闲置的微小空间都可以改造成不同规模的公园，以方便城市居民利用。人们步行出门走不太远，花费很少的时间，就可以享受到公园的乐趣和品质生活的休憩。
纵观我国历史，近代我国的公园建设与发展，同样遵循“由私而公” 发展演变的基本方向，以及“园林—公园”从为特殊社会阶层服务转向广泛为人民大众服务是发展历史主流。清末，北京市民传统的公共游憩空间主要是庙会、茶馆、天桥、戏园子、什刹海等，文人士大夫还有陶然亭、西山等去处。近代以来，随着租界公园的产生及皇家园林向公众开放，城市公园概念出现，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而公园和公园体系的发展演变与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的演变高度匹配。
我国的第一个城市公园黄埔公园在19 世纪中期建成，之后是沙面公园。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页为我国现代城市建设早期，城市公园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北海公园等收归公有并开放的皇家园林，上海的黄埔公园、公共花园、法国公园，天津的德国公园，汉口的中山公园等等租界公园，以及部分早期现代城市公园，这些公园绿地在城市中多作为点块状空间分布，不成系统。并不重视普通市民公共性的休闲游憩需求，也不主动规划构建城市公园系统，可称为“有公园、无系统”的发展阶段。
20世纪10--20年代，我国发起“公共工程运动”，将大量皇家园林作为公园开放及创立故宫博物院等。民国政府在广州、武汉、上海、北京兴建了数座公园，其中不少是改造与开放封建王朝遗留的皇家园林和庙宇。如“中央公园”社稷坛1914年开放，是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1915年，开放城南的先农坛公园；1924年，开放太庙为“和平公园”；1925年，开辟故宫、北海公园及以地坛为基础的京兆公园；1928年，颐和园、景山、中南海正式辟为市民公园。同时，民国时期北京大部分公共图书馆与公园共存,北海图书馆，北平香山教育图书馆及颐和园图书馆都位于公园。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颁布“首都计划”，引进了林荫大道等新的公共开放空间规划概念与内容。
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为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受《雅典宪章》等当时国际上城市规划理论的影响，居住、工作、游憩、交通被认为是城市最基本的四大活动，长期普遍存在“单位大院”特殊的生活空间，公园绿地作为满足游憩活动的空间载体，主要被视作城市建设和居住街坊建设的配套用地类型，公园系统逐步成为城市规划的专业系统之一。城市公园系统并不发挥驱动城市空间拓展的作用，城市公园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主导方针得以确立和贯彻。如玉渊潭公园、长风公园。
改革开放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公园建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10年代早期的阶段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带动时期，这一阶段城市规划建设更强调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可称之为“有驱动、非融合” 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将公园建设视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内容，公园绿地建设由于可以有效带动周边土地升值，而成为驱动城市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城市和公园的规划建设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园融合”。进入新时代的十年，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公园内涵性质、类型特色、承载功能不断丰富，成为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的重要空间载体。
“融合共生”是“公园—城市”关系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突出了公园的公共属性，体现了社会转型的巨大进步。解放后，计划经济主导时期——“有系统、非驱动”，市场经济带动时期——“有驱动、非融合”，新时代——“公园城市、休憩有机融合”的，显示了从解放后的“人民公园”、改革开放后的“园林城市”到今天的“公园城市”不断发展和超越的历程。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1933年的《雅典宪章》里指出开放空间是“城市之肺”(The Jungs of The City)，并强烈坚持把提供城市开放空间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条基本原则，认为城市开放空间的建设可作为工业城市拥挤不堪和环境污染的解毒药(An Antidote)，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度能满足城市下层阶层的游憩需求，游憩空间由自发性逐步向有组织有引导的方向发展。1948年，美国公众健康学会(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下属的卫生与健康住房委员会制定公共产品开放空间标准，印制《邻里规划》(Planning the Neighborhood)一书，对全国范围内官方的所有公园和游憩标准进行了整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规划师积极鼓励和组织游憩活动，在离城市一定距离的地方规划建设游憩中心和游憩活动带。如，德国鲁尔在距离城市中心20-30km的环带内建了6个主要游憩中心，每个20多km2，其中5个以湖泊或水库为基地；荷兰根据游憩需求研究确定的适宜游憩距离，特别设计了高容量的日游憩中心，如鹿特丹的布雷塞密尔湖、阿姆斯特丹的开纳麦迪纳湖、乌德勒支的罗斯瑞特湖泊，都是在60年代建于城市外围的绿带和内部的核心；
70年代欧洲城市除了继续执行建设集约游憩中心的政策，由于城市化区域的扩展，私家车数量的增加，导致欧洲在离城市更远的地方开发第二代游憩中心。伦敦和巴黎继鲁尔与西荷兰之后开展了日游憩规划：大伦敦委员会开发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工程如裂谷区域公园，英国贵族也将私有领地转而开发为公众日游憩中心。1975年巴黎区域规划对日游憩中心的开发制定了特别方案，规划的12个游憩中心有3个位于新城，在区域总体规划中加强了新城的休憩作用。
总之，根据西方的研究，城市公园从游憩地的吸引范围和城市居民对游憩地需求来看，游憩地从低级到高级、从小型到大型可分为邻里、社区、城区、市区和市域等五种级别和规模，它们相互镶嵌构成一种理想模式游憩地空间等级体系。
1.邻里公园休憩地。邻里游憩地规模小，形态简单，提供的服务功能有运动、休息、聊天、娱乐等，步行可达，不设自行车和机动车道路，吸引半径为0-0.5km。
2.社区游憩地。功能基本上与邻里游憩地相同，但规模和吸引范围更大些，一般步行或骑自行车可达，并视实际需要设立洗手间和电话亭，吸引半径为0.5-1km。
3.城区游憩地。选择适中位置建设比城区游憩地更高一级的市区游憩地，除有上述两类游憩地的功能外，可以有较旺盛的商业、餐饮、娱乐、停车场等服务设施。以步行和自行车到达为主，汽车到达为辅，吸引半径一般为1-3km。
4.城市周边游憩中心和游憩活动带。现代交通工具不仅使城市向四周生长，也导致郊区“休闲城市化”。一系列室外游憩活动在郊区产生，包括乡村俱乐部、海滨广场、野营公园、假期营地、高尔夫球场以及满足娱乐和休闲服务性设施等。
5.附属于建筑的游憩空间：以商业、旅游业为磁心，吸引游客和本地顾客，在商业中心周围布置住宅、旅馆和办公楼。在项目布置上．最接近水面的是商业(大型购物中心)、休憩(绿地、广场)和游憩设施(海洋馆、战舰展览、游艇中心、音乐厅)。深受城市居民欢迎。
6. 绿道游憩空间。“沿着诸如河滨、溪谷、山脊线等自然走廊，或是沿着诸如用作游憩活动的废弃铁路线、沟渠、风景道路等人工走廊所建立的线型开敞空间，包括所有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自然景观线路和人工景观线路。它是连接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及其他与高密度聚居区之间进行连接的开敞空间纽带”。它为居民提供充足的游憩和交往空间，使居民在贴近自然的场所安全、健康地开展慢跑、散步、骑车、垂钓等各种户外活动。
7.市域游憩地。在市区、近郊或远郊选择适宜地点建最高级别市域游憩地。根据城市游憩用地圈层结构理论，在城市远郊，规划布局国家森林公园、野生动物园、风景名胜区、自然生态保护地等以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游憩地。
总结城市游憩空间规划经验，参照1900年的华盛顿城市规划、1903年的西雅图城市规划，以城市中的河谷、台地、山脊为依托，形成了城市游憩地的自然框架体系。世界各大城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公园休憩空间，伦敦明确游憩空间发展重点，整合已有规划；纽约游憩项目步行可达的全地域覆盖；巴黎在门户地区开发具有吸引力的游憩设施；东京用畅游带将已有的游憩设施连接成网。
2018年，紧随着习主席提出的公园城市概念，3月初，成都就开始贯彻落实“公园城市”发展理念。“公园城市”这一全新理念被写入《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提出，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三步走”战略，即：2025年，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公园城市特点初步显现；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开创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展新模式；2050年，全面建成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全方位形成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
实现公园城市建设新目标的三个转变：从“产-城-人”到“人-城-产”的转变，强调以人为本；从“城市中建公园”到“公园中建城市”的转变，成都要把整个城市营造成一个公园，城市就在公园里，城市就是个大公园；从“空间建造”到“场景营造”的转变，突出消费场景的营造。
成都公园城市的四个内涵特征：以生态文明引领的发展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构筑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突出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
成都公园城市的五个目标：一锚固自然生态本底，构建“山水田林城”公园城市总体格局；二构建全域公园体系，塑造“城园相融”的公园城市大美形态；三转变经济组织方式，形成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公园城市发展模式；四打造天府文化景观体系，彰显人文荟萃、特色鲜明的公园城市文化魅力；五完善服务支撑体系，营造全民共享、高效便捷的公园城市宜居环境。
成都公园城市五大路径：着力彰显绿满蓉城、花重天府的城市绿韵；大气秀丽、生态宜居的城市形态；蜀风雅韵、优雅时尚的城市文化；舒服安逸、简约低碳的城市魅力；高美誉度、高显示度的品牌形象；六大价值：美学价值、生态价值、人文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值、社会价值。
成都公园城市构筑的12项策略：一是构筑美丽城乡格局；二是建设大美公园形态；三是织锦天府绿道网络；四是推进全域多维增绿；五是塑造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的大美田园；六是塑造蜀风雅韵、大气秀丽、国际时尚的城市风貌；七是营造“公园+”绿色舒适新社区；八是营造“公园+”天府文化新场景；九是营造“公园+”新经济新业态新消费；十是建设绿色低碳智能城市；十一是培育成都公园城市品牌；十二是创新公园城市政策机制。
目前，以天府绿道为代表的世界最长绿道系统正在编织成网，世界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总面积达1275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正加速建设，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加力推进，40万亩的景观农业初步形成……公园城市的成都模式创建的优良人居环境，被联合国人居署专家Andrew Rudd盛赞，并认为未来可被其他城市借鉴。
2019年2月，习总书记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提出：“一个城市的预期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在建设公园城市满足居民休憩方面，北京市做了许多工作。2019年，北京市将新增海淀东升科技苑二期、丰台丰宜公园、石景山新安公园等31处城市公园；平原地区绿海将相连成片，在山前平缓区营造景观生态林，形成自然连贯、区域特色显著的大尺度生态景观片林；东城北中轴、石景山衙门口等13处城市森林则把近自然森林种进城市；昌平贺新森林公园、朝阳朝南森林公园等8处城市公园启动建设；朝阳黑桥公园、金盏森林公园等3处郊野公园建设继续推进，将让市民享受高品质绿化。见缝插绿，新建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50处，让市民就近感受“小而美”。
新版城市总规确定了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公园总数将达99个，将基本闭合成环，形成“一环百园”生态格局；通州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丰台城市公园环等283公里健康绿道建设，为市民提供更多绿色线性休闲空间；在新机场、冬奥会举办地、世园会举办地、永定河、南中轴等重点地区，成片森林将不断延伸，新增绿化面积9.5万亩、改造提升1.54万亩，新建和恢复湿地2200公顷；以新一轮百万亩造林为重点，新增造林绿化25万亩、城市绿地600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将达44%，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8.4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6.4平米，为新中国70周年华诞献礼。
到2019年底，北京市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将提高到83%，城市休憩与公园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美丽宜居水平，为市民带来更多绿色福祉。
深圳最早提出了打造“公园之城”的理念，其市政综合公园自建设伊始即免费开放，其城市公园系统在管理和发展理念层面都比较完善。深圳的户外游憩系统类型日益丰富、管理日趋完善，秉承“天人合一”理念，是连接山水与城乡的绿色廊道，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系统栖息、游憩、交流、传播的生存线型空间。截至2016年底，深圳全市公园总数已经达到921个，预计到2020年，全市共有总数将超过1000个，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5%以上，形成“千园之城”。结合多个案例，在建设绿道、城市公园链中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在城市物种多样性方面收获的诸多惊喜与成果。绿色发展模式下的公园城市所追求的是一种将自然生态有机融合的城市系统，一种可以自我修复的弹性系统。在整个城市高速运转的同时，自然生态环境也能够得到自我修复，从而真正实现“回归自然”的理想人居。
目前，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公园城市的建设依然存在很多挑战和压力。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生态环境的压力还在持续增加。因此，公园城市作为未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城市最佳模式，强调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同步全面发展，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不二法宝。
未来，城市将是融地域、利益、价值、生命于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公园城市将是经济繁荣、人文丰富、社会和谐、生态平衡的共建共治共享共荣的人类聚落。
今后，公园城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公园城市作为生态价值向人文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值转化的重要载体、场景和媒介，打造农耕文明、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等多种文明交相辉映、人和城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之地。
公园城市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在公园中营建城市，以大尺度生态廊道区隔城市组群，以高标准生态绿道串联城市社区，推动公共空间与自然生态相融合，引导城市人口、生产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合理布局，实现城市精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公园城市引领经济组织方式变革，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引擎，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加快构建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推动时代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构建形成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经济体系。
公园城市引领市民生活方式变革，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引导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全面推广绿色出行、简约生活，推动现代城市生活与节约社会理念相得益彰，让市民静下心来、慢下脚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
公园城市引领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搭建法治、友善、公益的合作共治平台，推动城市发展、社区治理、民主参与，形成共建共享新型社区发展共同体，实现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未来，公园城市以人为本，满足了市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和向往，成为城市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最持久的优势。公园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参考文献：
[1]张卫良.英国近代城市公园的创新与特色. 《光明日报》.2018-06-04
[2]李铁 .公园城市的发展方向.《北京日报》.2019年5月20日14版
[3]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公园城市，城市建设的新模式”精彩观点集萃.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8-12-01
[4]孟良.探索特大城市转型方向，成都用“公园城市”演绎“Better City”.2019-04-23
[5]吴岩，王忠杰，束晨阳，刘冬梅，郝钰“公园城市”的理念内涵和实践路径.
[6]杨含 敏行。公园城市的心灵休憩地.《旅行者》.2007年 第3期
[7]袁弘.公园城市≠公园+城市. 2018-11-09
[8]郑天虹.国外的公园化战略.经济参考报.
[9]风景分院和北京公司二所研究团队.公园城市系列谈.souhu.2018-06-14
[10]谢正义.公园不仅能影响一座城，也能改变一城人.新华日报.2017-12-27
[11]郑德高，王英.埃及：开罗建成非洲北部最大的都市绿色空间.《国际城市规划》.2005年第1期
[12]王鹏.公园城市”的“天府新区”实践：让生活更美好中国新闻网.2018-06-07
[13]英媒关注成都“造绿”：在公园内建城市 而非在城市中建公园.参考消息网.2019-02-13
[14]园是一座城 城是一座园：中国公园城市的成都实践.成都市广播电视台.2019-03-09
[15]时评：公共休憩空间是城市的“解毒”良方.http://www.archcy.com/focus/pocket%20park/point/gdbl/0dc1413345f759d9.2013-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