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不同以往的一年，全世界共同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威胁，对全球文化生态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商业受到影响，艺术展馆暂停开放，体育赛事和音乐演出中断，人们的文化生活也面临着威胁。教科文组织的数字平台显示了新冠疫情对全球的文化，尤其是文化和遗产尤其是活态遗产的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其受到冲击。2020年4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130多名文化部长参加在线会议，探讨新冠危机对各国文化部门的影响及在各自政策框架内采取的应对措施。2020年12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将召开政府间委员会年度会议，启动创新图像工具“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全程以线上形式举办，致力于全球文化发展！

1概述
1.1概念

文化是一国或民族历史地理、风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价值观等。文化（culture）的性质,西方的文化概念起源于拉丁文cultura和colere,本义为“耕作”、“栽培”、“养育”等。在印欧语系kwel字根，则有翻动土地、运转与耕作之意。西塞罗认为：“精神的cultura,即是哲学”，有关文化的完整概念包含了，从物质生产活动——对自然的耕耘直到精神生产——对内在的耕耘的全过程。文化的本质是生活的习惯，人类文化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发展一点点沉淀下来，文化创造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载体，其中物质载体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像博物馆里各种文物都是物质载体。
给文化一词下明确定义的，首推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他于1871年出版了书籍《原始文化》，对文化下的定义是：“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而马克思对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种附属性的上层建筑，文化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被作为特殊阶级和政治利益的反应。
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埃内斯托·奥托内说“没有文化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世界。”。法国文化部部长说必须共同设想未来世界，而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化。
1.2现代社会的文化影响
近30年以来，“经济根植于文化之中”的理念日益普及，全球化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的经济意义是文化日益商品化，文化在经济结构中的多重作用如文化产业的服务性，被视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中流砥柱。文化产品成为经济中持续增长的一部分，大量的文化正逐渐被供求关系控制。与之对应的是“文化也根植于经济之中”，文化生产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一些特权企业或集群，文化产品则通过全球化被运输到更广阔的消费网络中，对其他地方的文化产生侵蚀性影响。
经济与文化互相渗透，展现出生动的历史与地理外貌。城市地域性和文化多样性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城市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与文化之间出现了强有力的融合文化成为地方特质，是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鲜明个性特征。城市特有的文化属性和经济秩序浓缩于地理环境中，地点垄断力量提升了城市的竞争优势，并使其文化产业能够挤入更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文化与经济、城市三者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位：并非是城市塑造文化，而是文化使城市运转，文化的投入可以转化为经济及社会的产出。
当今国际社会支离破碎，各地日益增长的分裂风险，文化作为社会适应和转型的重要力量，促进对话、团结和交流。各国都把文化投资作为经济发展和就业来源的源泉，保证文化部门的发展条件。通过大力投资于文化部门，文化就能发挥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促进国际交流并落实在地方发展中。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在全球公共政策领域发挥作用，为应对未来危机奠定基础。文化能使我们团结，激发国际参与，恢复希望和信心，使我们足以面对危机和未来。
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各国名文化部长举行在线会议，重申文化在全球公共政策中的推动和转变作用,促进跨文化对话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挑战。所有国家文化部长发出全球宣言，呼吁在疫情危机期间保护文化和艺术，加强人类团结，创建新的文化体系，重申人类基本价值观。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更是一个公正、可持续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危机应对加强了全球和跨领域的交流，为文化部门与社会、环境、经济、创新和城市发展等公共政策领域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将文化紧密纳入可持续发展。

2文化在世界中的作用
2.1 Covid-19疫情对文化的全球性影响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数以千计的世界遗产和文化基础设施相继关闭，重要节事取消或延期，文化生产和市场活动中断，对全球本已脆弱的文化行业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由于公共空间最先实施隔离，许多国家采取的行动限制措施大大降低了人们接触文化的机会，并扰乱了整个文化领域的工作。文化活动的中断直接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了全球文化消费，削弱了文化生态系统，阻碍了文化机构和场所的教育功能，也削弱了其在文化和艺术教育方面的支持作用。城市和城市空间受的影响更为明显，造成了全球文化的地域性不平衡，产生根深蒂固的风险，造成最持久、最恶劣的文化影响。
疫情初期，86%的国家已关闭或部分关闭了其世界遗产，90%的博物馆已关闭。一些国家暂时中断了文化管理和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在一些地区，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危机不明显的初期，就开始实施关闭政策了。隔离期间，文化的教育作用尤为重要。居家隔离揭示了文化在和平共处和社会福利中的重要性，体现了相互支持和团结的价值观，凸显了文化在社会中的中心作用以及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
疫情对文化的资金影响：文化部门原本就资金不足，疫情削弱了一个原本就难以获得公共资金支持的部门。国家在应对危机的预算中，只能确保公共文化机构资金的连续性，或仅保持危机发生前文化部门的最低资金水平，用于文化援助措施的预算严重不足。很多国家基于现有的金融机制，或采用融资机制，支持文化的经济活力和就业，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灵活性；各国文化部门直接动员起来应对疫情，维持甚至增加文化预算，保持甚至增加对文化创造、生产和分配的援助，以支持文化部门；为确保文化部门受益，许多国家基于全球文化基金建立对文化部门的紧急援助系统，为文化提供财政支持；在文化机构关闭后，重新规划预算并分配到遗产保护和维修中，为文化部门提供材料和设备，增加艺术家的公共秩序。
例如突尼斯、韩国等国家采用部门补贴机制，专门针对音乐、书籍或视觉艺术等进行补贴；马耳他的文化援助有赠款、贷款、免税甚至减免；哈萨克斯坦政府确保现有工作人员工资，及已批准的文化和体育活动的资助；塞尔维亚对文化遗产和遗址改造的2020年投资计划推迟到2021年，并重新分配资金；肯尼亚政府加快文化部门复苏，向文化企业家和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南非和海地艺术家们参与提高民众意识，加强文化作用。巴勒斯坦要求文化企业生产辅助医疗设备，古巴开放文化场所或手工作坊来协助医疗救治；委内瑞拉鼓励艺术家在家里开展活动，建立新的文化媒介形式；捷克展开文化领域的经济影响的量化研究，以便适应补偿措施。秘鲁、澳大利亚等国提高土著人认知，努力减轻疫情影响。
疫情对文化遗产：疫情期间，数以千计的世界遗产和文化基础设施相继关闭，一些基础修复工作因危机而中断，引发了对博物馆和文化机构经济前景的担忧。重要节事取消或延期，造成中断文化习俗和传承的社会后果；抢劫和非法贩运文化遗产类非法行为的增长，偷猎风险重现。疫情严重打击了创意部门，文化生产和市场活动中断，削弱了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取消国家和地方性文化活动（如节日、仪式和传统习俗）影响很大，因为其对保持社会凝聚力和对话必不可少。
对文化就业的影响：文化生态系统主要由个体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组成，手工艺尽管是本国社区经济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特别脆弱。文化行业的风险主要在其多是非正规部门，并在创意经济中占主导，经济极易受疫情危机的影响。在文化部门占很大比重的妇女尤其受影响，在创意经济各领域（特别是演艺业和电影院）的艺术家和文化从业人员，以及土著人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导致文化从业人士收入大幅缩水，摧毁了创意经济体中大多数艺术团体和专业人士的生计，危机影响了所有从业者。老年人作为文化传承的关键，更易受病毒影响，艺术家和文化演员的死亡意味着知识和创造力的丧失。即使在保障条件良好的国家，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也常常处在社会安全网络之外。北马其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吉布提等国家和地区临时给艺术家支付最低工资。
对文化旅游的影响：世界旅游组织（UNWTO）报告称，2020年第一季度国际入境人数减少6700万，损失估计800亿美元；UNWTO预计2020年国际游客数量将下降58%，回到20年前的水平。英国和玻利维亚经历了场地关闭和活动限制引发的多米诺效应，例如旅游业的停顿削弱了文化遗址保护工作。许多国家对文化旅游业极度依赖，如圣卢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旅游收入是国民经济大头。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都是得益于自然环境旅游的岛屿国家，危机对小岛屿旅游国家的就业和文化遗产产生了巨大影响：旅游业停摆削弱了对文化和自然景点的保护，从根本上影响了就业和生活条件。总之，疫情全面冲击了博物馆，削弱了其文化旅游经济模式并危及就业，最终影响文化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整个生态系统。
2.2 文化公共政策和数字转型
如何把疫情危机转化为机遇和挑战，是全球文化部门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改革。各国已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来应对文化领域的危机加强文化部门的复苏，反思文化旅游和创意经济等文化政策，引入可持续的世界观，让文化部门植根于公共政策之中；提高文化机构能力，向公民和文化部门提供文化服务。各国针对需求和应对措施的参与办法，支持文化部门，提高对妇女、青年和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并在更广范围内保障社会福祉。伯利兹和莫桑比克力图提升文化部门的能力和专业化；冰岛与网络机构展开了广泛协商，制定应对措施；芬兰采取重点突出、灵活多样的办法，适应文化的多元需求，优化其创造、生产和分配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大规模的国际合作，鼓励跨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交流平台，收集和传播关于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整合应对措施的信息等；教科文组织动员各国和民间组织，在专长领域继续提供指导，协助成员国应对危机。教科文组织呼吁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和文化组织获得紧急资金，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开展版权合作，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打击非法贩运。教科文组织加强或恢复规范性工具,在疫后复苏期间起到很大的作用。
各国文化部门投入和恢复国际合作，基于共同文化价值观，重建信任，建立共同责任。德国等国家不仅启动了国家措施，也重申了对国际文化合作的承诺；西班牙重申团结友爱的原则，引导国际社会支持文化部门；意大利提出超越国界的团结、互助精神！俄罗斯提议文化领袖参与国际文化马拉松，印度尼西亚提议记录当前社会文化变革的全人类文化档案，墨西哥重申了开展全球对话，认可文化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文化的数字转型成为全球反思和国际规章的主题，网络文化大行其道，深刻改变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疫情促使大多数国家文化部门加速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快速增长，推动技术进步，不断出现创新的移动应用程序，扩大并促进着文化的发展。各国均致力于发展在线文化。许多国家支持建立网络文化接入平台，由文化部管理，整合现有的数字资源（虚拟博物馆、数字图书馆等）。为恢复或延续远程业务，一些文化部为其工作人员组织了数字培训。数字化的转变也鼓励创造新的文化内容。一些国家优先支持难以在线转化的文化领域，并为各个领域的艺术家提供平台。
伊朗虚拟空间下的社区文化交流增加了5倍。阿联酋建立全球视野的数字文化经济的整体策略，既支持数字化转型，又兼顾不同文化领域的特殊性；肯尼亚、墨西哥和立陶宛等国已将数字转型作为文化政策的基石之一，并与教育和卫生部门等部门密切协同合作；葡萄牙与私营部门合作，开放了文化产品分销的在线平台。印度则重在加强文化和艺术教育的数字工具，沙特为促进文化创意，在各个领域发起了若干数字倡议；波兰在增加数字领域的公共秩序和创作援助计划，以满足更广泛的平台；俄罗斯所有剧院、博物馆、音像机构和图书馆都通过文化部的门户网站开放了虚拟访问；哥伦比亚支持文化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引导数字转型，让人们获取数字技术。
尽管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在线文化消费大量增加，但数字鸿沟一直存在，文化数字化的加速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的风险。全球46%的人无法上网，非洲尤其显著。数字鸿沟加剧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失衡，有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难以支持博物馆收藏和文学遗产的数字化。面对数字鸿沟，许多国家如不丹、吉尔吉斯斯坦和黑山，赞成通过国家广播和电视传播文化内容；伯利兹与文化工作者直接合作，尽早制作音像教材，从而保证疫情中的人们仍能体验文化遗产。